
1975年,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:功德林里,还有国民党战犯吗?“还有,主席”,工作人员回答说:“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”毛主席叹了一口气,说:“关这么久了,再顽固分子也剩一把骨头了。他们老了,做不了恶了,都放了吧。”
1975年冬天,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大门,迎来了一场迟到了二十六年的告别。
彼时八十二岁的毛主席身体已经大不如前,他每日批阅文件的时间被医生严格限制,但只要精神尚可,依然会过问一些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。就在一个寻常的傍晚,他放下手中的文件,忽然问身边的人:“功德林那边,还有国民党的人吗?”
这个问题来得突然。工作人员略一迟疑,如实答道:“还有两百多人。这些人都是过去历次特赦里没有出去的,思想一直比较顽固,始终没有转变过来。”
毛主席听完没有立刻说话。他靠在沙发上,像是在想什么,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:“关了这么多年,再顽固的人,也只剩下骨头了。他们老了,翻不起浪了。都放了吧。”
这话传到有关部门的时候,不少人起初以为听错了。两百多名在押的国民党战犯,而且是最顽固的那一批,全部释放?这在当时来说,确实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。
要知道,从1959年第一次特赦开始,到1966年为止,中共已经分批释放了好几次战犯。溥仪、杜聿明、王耀武这些名字,就是在那些年被特赦出狱的。能留到七十年代的,要么是当年罪行确实深重,要么是几十年来始终不肯低头的硬骨头。如今一句“都放了”,等于把剩下的底牌全部推了出去。
这话说得轻描淡写,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。时间是最公平的东西,它把当年的对手都推到了同一个年纪,剩下的那点恩怨,在衰老面前实在算不了什么。
很快,释放战犯的提议被拿到会议上讨论。就在方案拟定的时候,毛主席又补了一条意见:“给每个人发一百块钱,当安家费。”一百块钱在1975年是什么概念?当时北京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不过三四十块,一百块足够一个人生活好几个月。这个数字不大不小,却足够体面。
消息传到功德林的时候,已经是初冬了。管理所的人把战犯们集中起来,宣布了这个决定。院子里站着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,头发花白的、拄着拐杖的、走路颤颤巍巍的,谁也看不出当年在战场上的威风。他们听完整整愣了好一会儿,有人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。
“全部释放?我们?”一个曾经当过军长的人声音发抖。
“是的,全部释放。每人发一百元安家费,你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”管理所的负责人说得清清楚楚,“想去台湾的,也可以。”
这些人中,有不少已经在功德林待了二十多年。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,他们没能跟上,成了解放军的俘虏。起初他们以为自己死定了。按照旧时代的规矩,战败的将领很少有能活下来的。可共产党并没有杀他们,而是把他们送进了战犯管理所。
功德林的条件说不上好,但绝对谈不上差。有饭吃,有衣穿,生病了给看,冬天有暖气,夏天有风扇。管理人员不打不骂,就是让他们学习、写材料、反省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。
日子久了,有些人开始慢慢想通了。他们发现共产党的管理所和国民党的监狱完全是两回事。渣滓洞那种地方,他们不是没听说过,那是国民党关押共产党人的地方,刑具齐全,进去的人不死也要脱层皮。
而功德林呢?管理人员甚至会在过节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吃饺子,逢年过节还会组织联欢。这种反差,让很多人心里不是滋味。
1959年第一次特赦的时候,溥仪是第一批走出去的人之一。这位末代皇帝在管理所里学会了缝衣服、种菜、浇花,出狱后成了一名普通的公民。杜聿明、王耀武这些人也陆续出去了,被安排到政协或者文史馆工作。每一次特赦,功德林里都会少一些人,而那些留下的人,心情也越来越复杂。
到了1975年,剩下的这两百多人,其实已经没有什么“顽固”可言了。他们中的大多数,不过是年纪太大了,思想转得慢,加上历史包袱太重,一直没能达到被特赦的标准。二十多年的管理所生活,已经把他们的棱角磨得干干净净。
所以当被告知可以离开的时候,很多人反而茫然了。出去之后去哪儿?老家还有人吗?亲人还在吗?二十多年与世隔绝,他们连怎么坐公交车可能都不会了。
一百块钱的安家费,在这个时候就显得格外重要了。这笔钱不多,但足够他们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重新站稳脚跟。有人拿着钱去找散落在各地的亲属,有人被安排进了当地的养老院,也有少数人真的辗转去了香港、台湾。
临别的那天,功德林的大门外停着几辆大客车,要把这些人送到火车站。管理人员帮他们提着行李,一个一个地送上车。有人回头看了一眼住了二十多年的院子,眼圈红了;有人紧紧握着管理人员的手,嘴唇哆嗦着说了句“谢谢”;还有的人一声不吭地上了车,坐在座位上望着窗外发呆。
后来有人问起这件事,说毛主席当年为什么要放这些人?答案其实很简单。他说过,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来打去,说到底都是中国人之间的事。只要这些人不再挑起战争,不再祸害老百姓,就应该让他们好好活着。
创通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